该不该回国：疫情中的海外华人同志

文 | 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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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接到上司芭芭拉女士的询问时，是1月25日。

和同性男友一起生活在德国慕尼黑的苏，已从电视上得知了中国湖北武汉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包括慕尼黑本地电视台和台湾电视台也都在报道此事。而此时，距离他从中国出差返回，刚好十天。

“你的身体感觉怎么样？”芭芭拉问道。“和平时一样。”苏回答。

因为是文字信息，苏揣摩不出这个德国老太太的语气和神态，但下一条信息很快发了过来，“苏，二到四月的工作安排，公司这面要征求你的意见。”

苏和男友已经在慕尼黑工作生活了快十年。最初来德国既是为了躲避家人的催婚，也为试着打造两人的生活。

两人在不同的公司，因为是亚洲人，均主要负责亚洲项目。苏和男友提前小半年就和公司在出差时间上进行协商，把去中国上海和沈阳出差的时间调整到了一起，这样他们就可以在2020年四月回国。

但苏没有料到的是，在三月中旬，德国爆发了相对于之前的少数感染、波及更广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显然超出了他之前了解到的情况。苏和男友的公司，不约而同地将所有出差计划搁置了。回国暂时成了奢望。

 习惯难改 

1月27日，慕尼黑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引起了正在厨房忙碌的苏的注意：当地发现了第一位新冠肺炎病例。

实际上，苏远在上海的家人从1月23日起就不断将国内的消息传递给他，希望他多加小心。当时的慕尼黑、甚至是更大范围的巴伐利亚州，仍一片平静。

苏和男友保持着吃中餐的习惯，至少也保证中式早餐。他和男友总是分别下厨。烹饪，给两个生活在异乡的同性恋人，在不断接收到疫情消息的生活里，带来了不少安慰。

第一轮疫情感染仅涉及16位德国本地人。一直从事医疗行业的苏对这样的境况非常敏感。病源来自一位在中国的员工，“这是一家很有历史的企业，由于一位中国员工前来培训和交流，导致了公司内部员工的感染，而不是原发性的疾病。”苏和男友放心了些许。当时，两人的工作和生活还没受到太大的影响。

实际上，德国的医疗人员非常缺乏。一位同样来自中国的、苏的同事，她的儿子在一年前患上癫痫，需要做磁共振确诊。在医院挂号后，得知最快要半年后才能排上磁共振。同事带着孩子回到中国，一天内就完成了确诊，并开始治疗。“中国的医疗真的比德国更快速。在德国，连CT至少也要等三个月。”

然而，就算是治疗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慕尼黑的医院也没有达到国内的防护程度，“所有的病人的确是第一时间被收治进医院，但医生和护士只是戴了口罩，穿的也不是国内那种完全隔离的防护服“，病人也可以在病房内使用手机。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人种不同的缘故”，苏看来，很多德国人认为新冠肺炎是一次流行性重感冒。

三月初，苏和男友去了德国另外一个城市。3月11日准备回慕尼黑的时候，随着意大利的封国，德国人也开始紧张起来。男友提出要租车开回慕尼黑。

两人终于成行，但一路上没有任何测温的环节，开进慕尼黑市区时，苏看到街道上的人少了将近一半。可戴口罩的几乎都是华人面孔。

“欧美人不喜欢戴口罩，这几乎是几代人的习惯。”苏说。“习惯最难改了！”男友补充道。

而这一切不过是进入三月以后疫情在欧洲大爆发的序曲。

三月下旬，德国开始大量出现新冠肺炎患者，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选择封闭。所谓的封闭，只是市政府号召居民不要外出，而货品并不会因封闭而停运。

一月份的慕尼黑

 给国内寄口罩的华人同志 

3月14日，李枫留学所在的蒙特利尔宣布学校停课两周。从当天下午三点半开始，大蒙特利尔岛上的大学、公共图书馆、社区交流中心等由政府出资的机构均关门两周。这让刚和同性男友分手的李枫心情低落。

“政府想等两周之后，感染患者都发作了，集中隔离或者治疗。”在留学生群里，之前一直发布国内疫情信息的同学们议论纷纷。“我们想赶快修完学分、毕业。”尤其是恢复单身的李枫，更想赶快毕业。

1月28日，留学费用还依靠贷款的李枫看到同学群里，有人张罗着为祖国捐口罩，心里很纠结，“我也很想捐口罩。可是自己的钱没那么多。”那时，李枫刚分手两个月，之前谈恋爱也花了不少钱。

幸运的是，很快有人联系到几位在蒙特利尔的愿意出钱的华人，留学生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纷纷表示可以出体力、去买口罩。李枫也在其中。

李枫除了参加留学生群里组织的“买口罩、捐国家”的活动外，还自己掏钱买了十个N95，给家里邮寄了六个。

2月初，李枫接到了一位远在多伦多的留学生的求助电话，“现在物流公司都不接发往国内的订单了。枫哥有没有办法？”

李枫这才了解到，加拿大留学生捐助的物资是在多伦多汇集，再发往国内。一共募集到了四万只口罩，计划分别发往上海和江苏。

李枫很喜欢交朋友。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和李枫是认识了四五年的老友。老友指点他，想把口罩运回国，需要领事馆出具证明文件，然后可以联系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或者货运公司，都会得到许可的。这个消息让李枫振奋起来。可老友紧接着说，领事馆接受的捐助，必须是公司或社会团体发起的。

这就需要李枫再想办法。他联系到一所大学的留学生联合会主席，问他是否愿意出具一份捐助书。对方爽快的答应了。

李枫得到领事馆提供的证明文件后，拍照片发给在多伦多的留学生。又过了两天，李枫同志在微信上看到四万只口罩坐上了免费的航班。

一直到加拿大总理夫人从欧洲回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后，加拿大政府才开始真正重视疫情，建议民众在家十四天，暂时不要出门。

“政府还只是在建议，不像我们中国明确提出了要求。”之前一直在关注国内的疫情，几乎所有的华人留学生，无论是上课还是外出坐地铁，全都戴上了口罩。彼此还互相叮嘱，“不要管老外怎么做，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现在在蒙特利尔，除了华人，当地的百姓还是不戴口罩”，李枫说。

 慌乱而安静的生活 

德国联邦内政部下属的联邦公民保护与灾难救助局（BBK）在2月发布了要求德国民众重视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呼吁，希望民众至少在家中储存十天的生活物资。

“这个信息在电视上一发出，引发了我家旁边的超市的抢购。”苏说。

在慕尼黑生活久了，会逐渐习惯这里生活上的“清汤寡水”。尤其是冬季，寒冷、天黑的很早，很多慕尼黑人下了班就呆在家里，喝喝啤酒、吃吃披萨。食物对于熬过慕尼黑冬天、抵抗抑郁，非常重要。这也是苏和男友一直坚持做中餐的缘故。

在看到BBK发布的消息后，已经三四天没有出门的苏和男友前往超市，没想到本就不多的居民都挤到了超市里，连手纸也遭到了抢购。慕尼黑市内疫情爆发后，为数不多的三四次超市抢购，都伴随着政府的某次提醒。但超市都会在几天内恢复一如往常的状态。

进入3月，意大利和西班牙频频爆出感染人数不断攀升的信息，“在德国，物流系统过于发达，因此基本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畜牧业基本上都依赖于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但慕尼黑很多居民还是没有戴口罩。

“从意大利到慕尼黑，也不过就三个小时。而德国基本上就靠重工业输出，换来整个国家的经济支撑。”苏习惯了每天使用的都是“进口”产品，“如果一旦边境封闭，可能德国境内的生活都会吃紧。”他的语气里有些担心。

3月10日起，意大利封闭后，苏和男友一早七点就出门去了超市。他们还是来晚了一些。手纸和豆子罐头已经被抢光。作为华人，对手纸和豆子罐头没有那么浓烈的囤积欲望。不过让苏些许安心的是，超市里面的蔬菜种类和价格并没有大的变化。

而李枫在学校停课的第二天，发现地铁几乎都是空的。“虽然戴口罩的人很少，但是大家基本上都不坐地铁了，只有我们这些穷学生吧！”

到了超市，几乎人满为患，所有人都在抢购。排在前几名的是手纸、消毒液、豆子罐头和面粉。“或许在老外眼里，春季本来就容易感冒，所以需要很多的纸，来擤鼻涕。”李枫推测。

但对于面粉的抢购，让李枫不能理解。加拿大是一个农业出口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就是小麦和面粉。最让李枫惊讶的是，在超市里，人挤人，却鲜有人戴口罩。尤其是这里有很多伊朗人。而此刻的伊朗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还有不少来自海地的黑人难民，怀孕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前来抢购——一家人都不戴口罩！

李枫和苏一样，经常做中国菜。不同的是，李枫没有车，去比较远一点的中国超市不方便。所以，他都是用超市里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有限食材折腾。最近常包饺子，猪肉馅为主。“蒙特利尔的猪里脊一斤才十六元人民币。”而说到猪肉，李枫多少有些难过，“前任最喜欢吃猪肉馅的饺子。”不得不承认的是，烹饪这件事让李枫可以在疫情当中更好地一个人生活，而不必在困顿时，内心更加不安。

李枫包的饺子

但对于李枫来说，这一次的疫情让他更加思念远在国内的家人，“三月学校停课后，我开始想回国了。但回国并没有那么容易。”

2月以来，苏出门的次数寥寥可数，男友则连健身房也不去了。两人向各自的公司提出了在家办公的申请。公司很快就同意了，苏猜测，这不仅因为他曾经出差去过中国，还因为自己的亚洲面孔，“有人上传到油管一个视频，在英国一位韩裔被推进快车道里。”

3月10日起，两人的公司均要求所有员工在家办公。两人仿佛回到了留学时光，那种恋爱的感觉，没有课就在租来的房子里读书做饭，终日不出门，“工作以后出差太多，反而少了在家的机会。”

“目前在慕尼黑，已经很难买到口罩了。”按照德国卫生部下发的相关通知，防止感染最重要的依次是：勤洗手、保持室内通风、不要用手去触摸鼻子和脸、使用纸巾代替使用手帕，之后才是佩戴口罩。苏和男友一再叮嘱自己在国内的家人，要认真洗手。这几乎成了他们说的最多的话。

以前的二三月份，苏和男友喜欢去泡温泉。作为山区，很多名字开头带有“BAD”字样的城市，就是温泉所在地。而今年几乎没有人会继续享受原本的温泉时光了。

苏查看过回国机票。“这个时候，钱已经是次要的。”对苏来说，难的是大部分飞往中国的航线都要经过目前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或者地区。苏和男友都不想冒风险、将病毒带给在国内的家人。李枫有同样的感觉，“机票还是太贵了。其实现在国内是最安全的。有治愈的经验，管理的也很有力。”好多留学生都希望回国，不过目前还因为学业上的限制，而不得不有所观望。

“人终究会知道哪里更适合自己吧！” 

李枫和其他的留学生在几天前就注意到FACEBOOK上有人在组织加拿大的“拥抱新冠肺炎”游行。但最终也没有看到这个游行的举办。

实际上，在每年的3月19日，蒙特利尔会举办“爱尔兰节”（St.Patrick's Day）游行。2020年是第197届，该游行自1824年以来每年都举行。为了每年这一次的游行，很多花车都提前数月准备。如今这样一大笔钱可能要浪费了。

李枫开始考虑读完研究生后回国工作。在此之前，他曾经考虑留在蒙特利尔，“回国要面对婚姻，但国内生活和工作环境更适合我。这也是一次取舍，只是违背了出国的初衷。”

安静的蒙特利尔

“这一次的疫情应对，一开始没有明显地感觉到祖国的力量。等到加拿大也开始疫情防控时，才感觉出国家之间的差别。”

“这一次的疫情，让我对生命思考了很多。”已经四十岁的苏非常感慨，“生活里，很多精心经营的关系，包括得到的财富，很容易在一场疾病中就荡然无存了。”

苏和当地很多留下工作的留学生一样，开始信仰基督教。在疫情到来的日子里，虽然教堂不再开放，但苏和男友开始更多地在家里祈祷，“祈祷可以让人的内心更加坚定。也会有更多反思的时间，考虑将来的生活走向。”

苏开始咨询在德国卫生部门工作的同事，了解如何去非洲担任志愿者医生。他需要先去医学院进修，以弥补缺少的拉丁语教学体系的不足。

在男友的支持下，苏也请在上海工作的同学联系国内的医院。但想成为国内医院的专科医生，比德国要复杂许多，首先要进行执业考试，通过后要去医院实习和规范化培训，以及医院轮转培训，累计超过三年后，才能独立出诊。

苏和李枫口中的回国，不是短暂地停留，而是要回到国内工作和生活。这次新冠疫情的蔓延，似乎让很多在国外的性少数人士对于未来的规划有了转折的想法。对于苏来说，这涉及到自己和男友的将来。对于李枫来说，回国更多意味着生活、感情再次起航。尽管他们回国后总需面对父母的“逼婚”，但这显然已经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了。李枫说，“人终究会知道哪里更适合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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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人物职业发展，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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